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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紧迫,多为抗美援朝老兵做些事丨揭秘《1
发表时间:2021-09-11

  “这些老兵把一生的话都托付给剧组了,让他们登上大银幕是我们主创团队对他们最高的敬意,我们知道纪录片有好的票房很困难,投资人、朋友也给我很大支持,他们总鼓励我‘因为这群可爱的人值得记录’。”

  2013年,中韩双方达成“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还中国”协议,在2014年至2020年的七年时间里,七批共716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。2021年9月2日,10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、1226件相关遗物,即将返回祖国。

  纪录片《1950我们正年轻》将在9月3日上映。上映前夕,导演宋坤儒难免紧张,这部倾注他四年心血的电影终于要面世,里面承载着26位志愿军老兵对国家的炙热情感。该片主创团队也坦承剧组并不富裕,可能会面对低迷的排片、低迷的票房,或许这些离历史很近的老兵,却离市场很远。“纪录片既然这么难有市场回报,为何还要坚持在院线上映,承担更大的风险?”面对新京报记者的这个问题,宋坤儒回答得斩钉截铁,他说:“这些老兵把一生的话都托付给剧组了,让他们登上大银幕是我们主创团队对他们最高的敬意,我们知道纪录片有好的票房很困难,投资人、朋友也给我很大支持,他们总鼓励我‘因为这群可爱的人值得记录’。”

  “我记得片中有位老兵和他的战友有张合影,这是他们唯一的合影,后来战友牺牲了,他就把这张照片折了过去,他这一生就再也没有打开过。他说,关于与这个战友的回忆,他不想再打开,也不敢再打开,因为他接受不了。这个人不在了。”抗美援朝,197653名志愿军战士,牺牲在异国他乡,回来的战士,如今他们怎样了?当年的战场究竟有多惨烈?在双方军力物力悬殊的那场战斗中,这些年轻人想的是什么?《1950他们正年轻》讲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感动故事。

  摄制团队从2人发展到15人

  确保老兵在舒适的环境下讲述

  从1950年10月19日那一天开始,百万中国青年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,把威胁挡在了国门之外,他们有的人回来了,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。在宋坤儒看来,《1950他们正年轻》不仅仅是一部电影,它更多的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,也是无数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老兵们谱写的青春赞歌,因此,他将片名注解为年份,在那个年代,老兵们“正年轻”。对于宋坤儒来说,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契机是偶然的,很早之前,他关注并拍摄关于抗美援朝英雄的短片,在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抗美援朝的老兵,拍摄之余和他们聊天,非常感动。他萌发了一个念头,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老人的话给记录下来,尤其是对抗美援朝,我们拥有的影像素材大都是宏观的介绍,关注普通士兵的真实素材相对少,于是,出于这个朴素的愿望,他开始拍摄老兵,但此时,还没想到要做成纪录片。

  “我们是2018年6月开拍第一位老兵,然后到2020年的8月份结束了最后一位老兵的拍摄。”最初,宋坤儒的团队就两个人,他们从各种渠道找到了一些抗美援朝老兵的联系方式,陆陆续续,越拍越多,等拍到2019年底,他们已累积了几十位老兵的素材,他们兵种不同,参战时间也不同。“其实跟这些老兵面对面去交流时,我大受震撼,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把现场感的素材传递出去,这样是不是应该做部纪录片。但我本人是剧情片导演,就希望找一些纪录片导演来完成。但别人给我的反馈都是访谈形式太单调,既然我得不到外援,只有自己尝试着做,毕竟我也不是专业做纪录片的,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,因为我真的想拍。” 四年间,宋坤儒四处找投资,找钱难,他说最好用的办法就是从朋友和亲人下手。队伍渐渐壮大,但团队最大时就也15人,这些人在摄影、配乐、剪辑等各个岗位上各司其职。宋坤儒说,他们需要找到亲历战争的人,讲述那段真实的历史,但并不是外界想的,接近50个人找到后,一天拍一人,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他们的拍摄基本都是零敲碎打,联系到老兵,先进行采风,与老人建立联系、拉近距离,认为可行才进行拍摄,例如有些老兵会反复拍多次,要保证对方在最舒适的情况下完成采访。

  没看到电影上映的老兵成导演最大遗憾

  几度想放弃最终咬牙坚持

  相较于以往的抗美援朝纪录电影,《1950我们正年轻》将大篇幅聚焦于“人”,聚焦战争背景下的个人命运的呈现。老兵们曾经年轻,曾经也有对未来的各种梦想,一场战争让他们的命运改变了,但他们无怨无悔。片中,有文艺战士讲当年如何入伍,怎样经历第一次战斗,怎样趁着夜色潜入敌人的营地为被围困的战友们偷年糕,也有炮兵讲述怎样将炮弹射向敌人,过春节的时候就着弹坑积水吃水饺,又是怎样同生共死,甚至还有影片《奇袭白虎团》的原型讲述电影与真实的差别。宋坤儒透露,四川荣军院1956年的时候,伤残抗美援朝老兵有两三千人,到去年,就剩下了9个老兵还健在,他知道能把这些健在的英雄搬上银幕是种荣幸,也是和时间赛跑,就像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电影的制作时间被迫拉长,片中有些老人已经相继过世,他们没能看到这部电影上映,也是宋坤儒最大的遗憾。

  “创作过程中无疑是有很多痛苦与困难的,比如放弃这事,不用别人劝我,有些时候我自己就想放弃了。拍到2019年初时,我突然不想拍了,也不想看这些素材,当时的我挺悲观的,一是没有投资,要自己拿钱,我们跑了很多地方,差旅是一大笔费用需要自己贴钱。二是对自己的道德审判,有段时间我严重失眠,一想到白天拍摄的老兵们的音容笑貌就很痛苦。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,我为什么还要用旁观者的姿态去提出一些问题,让他们走进那段谁都不想回忆的过去,我的内心很自责,因为我认为我的采访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我不知道的,可能会让他们不好过,那段时间我不想干了。”宋坤儒诚挚地向新京报记者剖析自己的内心,但后来他遇到了很多支持他的人,这些人告诉他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碰触这样的选题,既然碰了,也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,是没有理由放弃的。“无形中,我已经将纪念的责任背在身上了,让更多人看到、听到历史的亲历者讲述的过去是种责任,因为那段历史,需要有人铭记、以史为鉴。”

  【专访】

  拍摄时间很紧迫,想为老兵多做些事

  新京报:这次拍摄采访人数一共有多少,素材量有多大?

  宋坤儒:我们采访了差不多50名老兵,拍摄的素材差不多接近80个小时,最后根据多种原因考量,选择了现在的这26位老兵讲述的节选。

  新京报:四年拍摄时间很长也很不易,你们是怎么坚持做下去的?

  宋坤儒: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保留一段国家记忆,我相信每一代年轻人对这些画面有自己的理解,作为创作者不会去强加一些想法,不希望这个作品强行输出作者观点,只想最真实地还原那段岁月。很多观众反馈说现在的素材呈现出来的就是热血、感动、温情,但我认为这个影片最关键的词是珍贵。去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,我不敢想象80周年的时候还有多少老兵能留下来,那个时候,很多爷爷奶奶的音容笑貌可能只能留在影像中了。

  新京报:电影中有很多资料片,但有些镜头用了不止一次?

  宋坤儒:因为没有钱,我们会向相关机构购买,但太贵了。再比如,要追求高质量的画质修复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,片中很多资料片段不是黑白的,是彩色的,是后期经过重新修复的。但因为我们资金有限,原计划修复30分钟,算了一下,我们的资金只够买三分钟的素材。

  新京报:所以说,拍这个电影最大的困难是在与时间赛跑?

  宋坤儒:整个拍摄过程都处于和时间赛跑的紧迫中,不仅因为拍摄过程中有老兵去世,比如我们第一次采访老兵后,第二次再采访他的时候,他的身体状态和记忆状态完全不一样,我们的采访充满了不确定性,也深刻意识到拍摄是很重要、很紧迫的事。另外,我们想为老兵多做些事,包括倡议老兵的帮扶组织、退役军人事务部等相关部门以及民间给老兵们多些实质性的帮助,想通过电影让更多人关心他们,能够在他们与这个世界倒数计时的阶段,给他们更多心理关怀。

  新京报:纪录片的导演免不了向院线求排片,你会吗?

  宋坤儒:我当然希望院线能多给我们一些排片,也感动于大家给我的宽慰,我明白这部电影毕竟不是一部商业电影,在商业的院线体系内很正常,院线肯定要把资源给能够卖票的电影,只希望大家多去了解这些为国家、为我们牺牲、付出的人,如果去看的观众够多,相信院线会给我们排片。

  新京报:电影上映后会邀请老兵们去看电影吗?会收集他们的反馈吗?

  宋坤儒:我们在安排这个事,其实不太建议老人们去影院,因为影院对他们来说刺激性是比较大的,所以会组织他们在所在地的一些小礼堂观看,刺激就没有这么大。其实原计划在各地的点映中会邀请一些老兵家属,但因为疫情活动都被取消了,所以我们会将每一位采访了的老兵的视频素材做成一个硬盘,将这些珍贵的影音资料珍藏,再送给他们的后代。

  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【编辑:王诗尧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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